8月10日，电视剧《重器》在央视电视剧频道两集首播，爱奇艺4集上线。该剧讲的是几位政法大学青年参与中国法制建设的故事。基于目前首播的剧情内容来论，该剧最大的问题依旧出在编剧那里。赵冬苓编剧以往的影视剧作品往往存在叙事逻辑牵强、叙事智商不足等问题，这次的《重器》也未能幸免。

《重器》开局的第一集，就是一个重大的败笔。这一集讲的是八十年代之前的故事。它的叙事内容是，一个女青年死掉了，有个想要追求她的男青年非常可疑，因此，他被判处了死刑。而另一个可疑的人，也就是女主的老师，则坐着火车离开了，并且给男主留下了一个问题：回家问问你爹，什么叫疑罪从无。

它的叙事目的应该是，通过一个疑罪从有的司法判决案件，来为后面的男主角们的司法变革铺路，尤其是为这群主角们最终实现疑罪从无的司法建设进行伟大光荣正确的歌咏铺路。更简单一点讲，第一集的冤假错案就一个叙事目的，为后边的伟大光荣正确铺路罢了。但这就是赵冬苓编剧在电视剧创作的时候经常犯的错误——以近乎幼稚园一样的智商进行叙事，非黑即白，最终造成剧作整体的叙事逻辑牵强。

要讲我们司法历程当中“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的变革过程，就不能搞“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者“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那些小儿科式的叙事，不能一味地说，“疑罪从有”不好，“疑罪从无”好。显然，在赵冬苓《重器》的第一集叙事当中，她就是这么小儿科的，就是拿这个“疑罪从有不好”来单线条忽悠观众的。但凡观众有基础审美与追剧智商，就会追问一句，“疑罪从有”真的不好吗，真的没有当年时代的存在价值吗？

显然，赵冬苓编剧为了实现后续“疑罪从无”变革的歌咏式与咏叹调，不惜直接搞了第一集的内容，来否定这个“疑罪从有”。这种低智商的叙事，其实已经背离了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之下的叙事，看似是歌咏式的、咏叹调式的，实则是无法实现正向叙事价值的，只能满足低智商观众的情绪式意淫，无法满足高智商观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

赵冬苓编剧如何懂行的话，应该在第一集的叙事当中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进行叙事，不仅要讲这个“疑罪从有”的案情侦查与审判过程，而且应该把“疑罪从有”的“三大问题”通过故事的方式讲清楚。哪“三大问题”呢？第一个，疑罪从有是什么。第二个，当时的时代为什么会催生出“疑罪从有”。第三个，“疑罪从有”怎样实施，面对怎样的问题和成绩。

《重器》当中，赵冬苓编剧尤其没有注意对当时的时代为何会出现“疑罪从有”的司法指导精神进行故事性阐释。同时，她也没有对“疑罪从有”的司法精神带来的成绩进行展示。她只展示了问题。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写改开故事，就拿“后三十年的成绩否定前三十年”。正确的叙事是，保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讲时代为何如此，讲问题的同时，也讲成绩。赵冬苓在第一集当中只讲“疑罪从有”的问题，却不讲成绩，缺乏辩证叙事精神，造成整部戏叙事智商不足，叙事逻辑牵强——对前面的使劲否定态度，无法带来对后边的使劲歌咏的叙事目的。

《重器》第二集当中，进入到改开新时代，赵冬苓编剧的叙事智商和叙事逻辑就有所上升。比如说，第二集当中的抓流氓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开始，俩流氓因为家里有关系还是啥的，竟然只是关了几天。稍后，时代进入严打，他俩竟然被重判了。这个时候，通过教授和男主们的台词，编剧终于知道提出一些思考了。

通过教授和男主们的台词，观众们得到了一个辩证关系之下的双向答案。第一个答案，当时的时代，为什么要从快从重判决。第二个答案，从重从快判决为什么容易出现冤假错案、量刑太重等问题。如果赵冬苓编剧把这个叙事智商也用到第一集当中去，那个“少女死亡案”就会显得专业一些，而不是如此不堪。

严肃写实的电视剧，为什么要讲叙事智商和叙事逻辑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避免编剧们糊弄事儿。为了诋毁谁，或者为了歌咏谁，就降低叙事智商、砍掉叙事逻辑，是某些烂剧编剧们经常用的手段。当剧评人要求编剧们讲叙事智商和叙事逻辑的时候，其实就是给她们戴上“不要乱来，而要尊重历史真实”的金箍圈。一部写实剧，也只有叙事智商在线，叙事逻辑通顺，它才能是一部好剧。不然，就只能在烂剧队伍当中再添一员。（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