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翁子光是本届上影节不折不扣的“焦点影人”，今年他参与的三部作品在上海亮相：其中《爸爸》《金多宝》由他亲自导演，展示出他在操刀不同商业类型上的游刃有余；而入围主竞赛的犯罪悬疑片《纸盒藏谜》，则由他担纲监制，谭广源导演，影片最终不负众望，让张颂文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因为《爸爸》即将在内地上映，翁子光的工作行程安排得异常忙碌。我们也是在上影节期间好不容易才“逮”到他，和他聊聊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

翁子光的作品，一向以硬核、犀利著称。他喜欢拿真实事件操刀，以凌厉的视角和真实的影像，探讨底层人群的处境，追问身处绝境中的人，如何抉择。

而创作《爸爸》的灵感，源自震惊全港的“荃湾街弑母杀妹案”。承续《踏血寻梅》等作品，同样以“奇案”为切入点。但“奇案”并非重点，翁子光感兴趣的，是案件中的这位父亲，遭遇巨大变故后的处境。

一家四口骤然离散，他由妻儿环绕，变为茕茕孑立。仅剩下的儿子，既是血亲、又是仇敌。

极端情境之下，电影中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哭天抢地、竭斯底里。

翁子光将对案情真相的拆解，变为面向一位父亲“内观”式的凝视。

他不慌不忙地带着观众，追随主人公的情绪和记忆，不断时空跳转。

跳转到他脑海里时时浮现的、昔日的画面：他与妻子的邂逅与相爱，生儿育女的疼痛与欢喜，婆媳之间的小龃龉，日常的父子、兄妹之间的小摩擦；

为了生计夫妻24小时连轴转，家人间没时间好好相处；也有一家四口在餐桌上谈笑，一起到海边出游……

像打开一幕幕家庭私密录影，里面装着所有细碎琐屑、却充满温情的日常。

刘青云贡献了静水深流的表演。悲剧发生后，观众完全可以通过这位父亲内敛、克制的神情，窥探到他内里的破碎。

面对儿子，他既想追问为什么犯下如此恶行，内心又深怀一位父亲的爱，心疼儿子被精神疾病所控制，愧疚自己没有早点发现和重视。

命运给这位父亲出的课题太艰难。而电影所呈现的，既是真实中父亲的答案，也是翁子光的答案。

“这是一场骤然而至的中年危机，也是一场与命运无常的较量。”他说道。

创作转变

走进惨案当事人的人生

幕味儿：拍《踏血寻梅》时您拒绝接触案件凶手，但这次拍《爸爸》主动采访当事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创作转变？

翁子光：内地拍摄真实案件，普遍会走当事人授权流程，甚至付费获取口述素材；但香港传统奇案电影从来没有授权一说。

如果去找凶手获取口述，会陷入被动：凶手会以自己视角诉说，一旦采纳他的说法，剧本创作会被束缚；不采纳，又会被说不尊重对方口述内容，所以，以往我拍摄罪案题材，都会尽量避开案件当事人。

这次拍《爸爸》是唯一一次破例，因为片中这位父亲的处境太特殊。

当初我下定决心，要是这位父亲不愿意见我，就直接放弃这个项目。

一开始他对我充满防备，觉得我虚伪，只是想挖猎奇素材；我耐心和他沟通，他慢慢放下戒备，愿意和我倾诉整个惨案的全部细节。

他还给我看了大量写给亡妻的信，是精神科医生建议他书写的——无处投递的思念，全部写在信里，厚厚的一沓。

幕味儿：多次采访当事人，这份工作很像深度的调查记者。

翁子光：拍《踏血寻梅》时，我最初想参考格斯·范桑特《大象》的拍摄手法：双线并行剪辑，一边是凶手日常，一边是死者佳梅的日常，两人相遇、行凶结束后电影直接落幕。

后来我看完《卡波特》改变了创作思路，影片里卡波特出于好奇，深入小镇接触连环杀人案凶手，探究施暴者的内心。我把这份设定移植到郭富城饰演的警察身上。

到拍《爸爸》时，我自己变成了《卡波特》里的纪实创作者，亲自面对面采访当事人，所以不同作品切换不同创作模式。

关于“孩子为什么会杀人”

拒绝给出标准答案

幕味儿：影片在内地上映，我猜您会面临观众的不断追问“儿子为什么会行凶？”

翁子光：文化和认知上，香港和内地确实存在一些差异。

在豆瓣平台，我看到内地观众最大的疑问永远是“孩子为什么会杀人”；但香港观众几乎不会执着追问动机。

香港本地频繁出现精神分裂患者发病造成的悲剧新闻，大众普遍有基础认知：这类施暴者大多确诊“思觉失调”，司法体系会将这类病患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收容，大众默认病症是悲剧根源。

有部分内地观众缺乏这类相关认知，默认一切恶行必然有现实诱因。

但片中行凶的儿子确诊思觉失调。思觉失调的人，往往存在器质性脑部病变，前额叶分泌异常，产生真实幻听、被害妄想，脑海里出现强制指令，驱使他执行暴力行为，他无法分辨幻觉与现实，主观上不认为自己在作恶。

这也是我拒绝给出“标准答案”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满足观众，编造家庭矛盾、游戏成瘾、父子隔阂、校园暴力这类通俗诱因，对真实的父亲、患病的儿子都极度不公平。

我的一大心愿，是普及大众对精神疾病的正确认知。我非常清楚，单靠一部电影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我愿意持续做科普分享。

“拍电影就像开盲盒”

并不是一开始都安排好的

幕味儿：为什么采取这种频繁切换时空的叙事方式？

翁子光：我和当事人父亲相处过一两个月，在和他交流的时候，他在意识里跳来跳去，一会儿聊聊这个，一会儿聊聊那个。那种思维的跳跃很灵动、感性，很吸引我。后来写剧本的时候，我试图把时间撸顺，但发现失去了那种吸引我的味道。后来剪辑师觉得打乱过瘾，又顺势打乱了一些。

影片依靠人物内在情绪自然流动叙事，不需要强情节推动。因此会有观众觉得叙事松散、碎片化，但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化质感。

幕味儿：据说拍摄的时候演员之间有很多碰撞，电影有很多即兴创作的元素。

翁子光：拍电影就像开盲盒一样，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安排好的。大量意象、细节都是拍摄途中意外诞生。

比如很多场取景中都刚好拍到木棉花，我后来查花语，是“珍惜眼前人”。四五月份香港遍地木棉，镜头里随处可见，仿佛老天赠与的意象。

原来没有猫的角色，我写剧本时办公室一直养着一只十几岁的猫，看着父亲孤身一人，便增加猫咪作为陪伴。剧情里猫咪最终离世，用它的遗照烘托时间流逝，现实里这只猫现在还陪伴着我。

还有剧组工作人员随身带憨豆先生摆件，大家都觉得刘青云长相神似憨豆，便顺势加入剧情。女儿生前送父亲憨豆摆件，女儿离世后，父亲独自给自己买下同款，填补思念。

我偏爱这种本身无特殊意义、可以由人物情感赋予重量的小物件。人物对白也允许小演员自由发挥，不生硬背诵台词，很多表演都是演员们彼此碰撞出来的。

“行凶的儿子本身也是

疾病的受害者”

幕味儿：为什么说这也是一部关于中年危机的电影？

翁子光：普通中年危机是缓慢浮现，而这位父亲一夜之间遭遇灭门，瞬间意识到自己衰老、无法掌控儿子与生活，身体、精神全面失控。片中他找小姐的戏份，刘青云解读很到位：他只是想靠雄性本能，暂时掩盖压垮他的无边的悲伤，这是绝境里中年男人脆弱的真实体现。

幕味儿：但影片中的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和解、放下。

翁子光：这位父亲开始也是无法接受“悲剧只是疾病导致”，他执着寻找人为诱因，否则会觉得妻女死得不明不白。

但这场悲剧本质和车祸、意外一样，属于无法预判的生理病变带来的无常灾难；同时他慢慢意识到，行凶的儿子本身也是疾病的受害者。

他的儿子很多时候，不是不愿意跟他说，而是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那一刻为什么杀人。

人与人相处，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对方，强迫对方配合自己的执念。

后来父亲终于放下执念。而儿子的主动倾诉，本身就是释放善意，这比“真相”本身更重要。

他们之间关系的解决点，不在于答案是什么，而在于放下。

幕味儿：影片最后，儿子骑自行车，父亲踉跄追着跑，渐行渐远，仿佛一种父子关系的隐喻。您本人当父亲了吗？

翁子光：我没有孩子，但我是儿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小时候会体罚管教我，如今父子之间权力关系悄然反转，父亲褪去威严，变得沉默温和。

刘青云说，人到老年，父亲会变回需要哄的小孩。我认同这份柔软，但血缘带来的责任感不会消失。哪怕孩子成年、犯下弥天大错，父亲依然会下意识把所有事和自己挂钩。

剧本里仅简单写了两行：父亲教儿子骑单车，孩子越踩越快；实拍时我让刘青云跑得狼狈一点，镜头里父亲追逐单车的画面，让我生出强烈感触——父亲这一生，永远在追逐自己的孩子。最后这段戏份用黑白镜头呈现，是对这份绵长父爱的总结。

不忘创作初心

坚持记录香港本土故事

幕味儿：平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翁子光：我私下很喜欢待在北京，香港小，有时躲不开应酬。但在北京我能安安静静独处，自己买菜、做菜、去电影资料馆看看电影。

如果长期待在香港，多半是在那边拍戏。我也会全国各处跑，看景、勘调、拍摄，到处走动。去年拍《冬城猎凶》的时候，我们剧组在大连取景。

幕味儿：您一直说自己专注拍摄香港本地故事，是这样吗？

翁子光：我不会放弃香港电影，但我不会把自己局限死。我长期在北京生活，在这里看到的人和事，我也会想拍成电影，不限制取景地与故事背景。

但我有一份使命感，一定要持续记录香港本土。现在香港电影年产量体量太小，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断了创作，几十年后回头看，香港电影会出现一段历史空白，我不想成为断掉传承的人。

我在香港长大，对这座城市有持续观察。从《踏血寻梅》《正义回廊》《风再起时》，再到现在的《爸爸》，我一直在用电影持续抒发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情感，创作脉络是连贯的。

中间我也会拍轻松的作品调剂，但作为导演，我的核心创作主线，根据地永远是香港。

采访手记

拍完《踏血寻梅》之后，翁子光敬重的一位电影前辈评价：电影很好，但过于灰暗了。

这一次他拍《爸爸》，探讨废墟人生如何重建，给出了“既然生活已经改变，我们不去改变，到头来只是为难了自己”，带上了一点儿温暖治愈的味道。

不过，《爸爸》可绝对不是灵鸡汤式的电影，它是历经世事之人发出的人生喟叹。因为太清楚世情艰难、人生不易，导演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创作太过轻佻，给自己、也给剧中人出了难题。

他的慈悲心，以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在电影里。比如还是舍不得爸爸太孤独，就给他安排了一只叫做“三花”的小猫。

可是最后，小猫也走了。作为生命，我们都抵抗不了时间。

《爸爸》并非一个讲悬念探案的故事，也不是针对案情的社会学剖析。我的观感，它是一个俗世悲欢的人情故事，探讨的是：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生命的无常？

说到底，“无常”才是“常态”，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想起来，在聊到木棉花语“珍惜眼前人”时，我捕捉到了翁子光眼里最柔软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