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决心通过书写来“解放”自我。

扎十一惹，1990年出生于云南深山一个村寨，彝族人，作家，记者。2025年，她以个人成长经历为基础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出版；在此之前，她还以“南山”为笔名，创作了《寻找金福真》等数部虚构作品。

美东时间晚上八点，扎十一惹准时出现在屏幕前。她一头短发，穿着白色针织衫，怀里抱着一个黄色小牛玩偶。白色的牛角，须发飘逸地立在头顶。这样的玩偶她有很多。她向镜头展示：一只小狗，一只小猫，又一只小猫。她喜欢动物，觉得“动物是这个星球对人类的褒奖”。

2025年秋天，她来到美国新泽西州学习兽医技师专业。顺利的话，两年以后将会毕业。对此，她强调：能否顺利毕业、毕业后做什么，她一概没有规划。“我觉得人生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想要尝试一下。”从前上学时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如今，她只想全然沉浸于学习本身。“学得会就学，学不会就跟同学搞好关系，”她说，“每天最期盼的事情就是去学校，看到同学都非常开心。”

扎十一惹出生在云南一个花腰彝族村寨。很长时间里，贫穷、孤独、边缘感构成了她成长的底色。她曾在周记里写：一群鸟被围困在楼宇之间，盘旋，坠落。后来，她走出寨子，工作、买房、结婚，又放下一切，开始写作。在鸟鸣的清晨，下着雨的深夜，她把生命经验落成文字，在书写中重新认识自我、解放自我。

扎十一惹从小生活的寨子▐

扎十一惹决定写一本小说，作为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那是2021年10月，距离她31岁生日还有一个月。彼时的她，已辞职3年，正深受惊恐障碍困扰。有时，毫无预兆地，濒死感、窒息感、失真感会突然袭来，让她无法行走、无法交谈。那段日子，她躺在床上休养，因此想“试试看能不能从头至尾地写完一本完整的小说”，当作给自己的生日纪念，也借此打发卧床的时光。

小说灵感源于她做记者时亲历的一桩案件。同村的两人在过年期间发生口角，一人误以为杀死了对方，连夜逃往外省。10年后他以为风头已过，返乡暂住旅社，竟和当年幸存的那人门对门相遇。扎十一惹想象：如果是一个中年妇女，为家庭付出半生，突然被命运抛入绝境，会怎么办？由此，她以一桩误杀案为起点，构思了悬疑小说《寻找金福真》：被生活磨损的金福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抢劫，误杀了对方，开始逃亡。

“当时很好笑，不知道应该写多长，我就查了一下不同题材的小说大概是多少字。”她给自己定下至少写20万字的目标，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部小说。写完的那一刻，她感到一种畅快与成就感——“20万字写完了，我真厉害！”顺着这股写作的快感，她很快开始写下一部小说《文学家》。

2022年，《寻找金福真》获得豆瓣阅读“女性视角的悬疑小说”征文比赛的“最佳新人奖”，评语称，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起眼的底层女性寻回真相并重塑自我的故事，人物命运与社会事件相联结，整个故事充满了对现实的映射，荒诞而又不失深刻。之后的数年间，她陆续售出了几部小说的出版、影视、广播剧、短剧等版权。这都是扎十一惹意料之外的事。对她而言，写小说的意义，更多在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情绪的“容器”。

在做记者的职业生涯后期，她越来越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性——作为记录者，她必须不断见证那些陷入困境的人生，却无能为力；工作时接触的负面情绪、旁观到的人世间苦难，还有心底积压的困惑与压力，那些她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却又难以释怀的一切，都被她放进了小说里。

创作《寻找金福真》时，她根据原型塑造了一个带着孩子流浪的性工作者；写《文学家》时，一则被拐卖妇女的新闻让她“特别抑郁”，因此将情绪寄托在小说里。《你有新的杀了吗订单》则源于她认识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不知道如何继续活下去而决定结束生命的事件，这给她带来极大冲击，也让她忍不住思考自己年老后的模样。后来她又接触到一些因身患绝症、不堪病痛折磨而渴望亲人帮助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例，便将这些真实又沉重的困境，一一放进了作品里。“写虚构小说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解脱的事情。因为把它写出来，就有个地方安放心事了。”当她写完之后，心里便会卸下重担，轻松很多。

如果现在闭上眼睛，扎十一惹脑海里立刻会浮现两幅画面。

一幅是柔软有温度的。午后的青石板上，一只巨大的中华田园犬把小小的她搂在胸前，蝉鸣阵阵，风吹过汗湿的额发；或是在雷雨天的坡地，她钻进温顺的母牛肚子下躲雨，抱着牛的前腿沉沉睡去。她是“动物的孩子”，在进汉族学校读书前的六七年里，她几乎二十四小时和动物黏在一起。

另一幅是粗粝苦涩的。“农活儿永远干不完。”日头晒得人头脑发胀，耳朵每到夏末就开始蜕皮，一层一层的。手指在干燥的土壤里来回刨，指腹长出一层茧子，指甲里常年是黑的。

从扎十一惹的家望出去，可以看到大片的农田▐

干农活是苦的，但她后来觉得，读书更苦。小时候，村里只有一所“不完全小学”，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同一间教室上课，主要学习的内容是说汉语。待熟练掌握汉语后，可以转入离家很远的完全小学上学。从那以后，她总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成绩很快和汉族学生拉开了差距，尤其是语文。她很难用汉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很难交到朋友。她听不懂班上热议的《还珠格格》《流星花园》，不知道贴着杉菜贴画的歌词本上到底抄的是哪首歌的歌词。别人请她吃零食，她没有吃过，连“零花钱”这个概念都没有。

扎十一惹曾经就读的小学▐

升入中学后，这种差距变得更大。英语老师默认所有学生都有基础，而扎十一惹连26个字母都不太清楚。因为生病，她总是脸色蜡黄地往返于校医室和教学楼之间，生活费捉襟见肘，长身体时每天都处于饥饿中。

最早的写作冲动就始于这个阶段。“我很苦闷，怎么办呢？我又不能跟父母说，一是打电话很贵，二是也不能给父母增添额外的负担。只有写。”一开始，她的表达是受阻的，“因为我在语言方面处于弱势的状态。”她下定决心学好汉语，把心里想说的话表达出来。那时候，她只是写在草稿纸上，写完后就把纸撕掉。

高二上学期，她在课堂上学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虫，硬如铁甲的背贴着床。”扎十一惹止不住地放声大哭。“我一下子变成一只大甲虫就好了，”她脑子里充满各种幻想，“我要是突然从世界上消失就好了。”

语文老师，一位平时很严厉的中年女性，把她带到办公室，问她是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扎十一惹说，不知道人活着为了什么。老师捋一捋她的衣服，看着她的眼睛说：“做小孩子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很无力、很糟糕，但是变成大人会好很多的。要坚持长大。要坚持。”

当时，扎十一惹并不理解这句话。老师借给她一本《呼兰河传》，告诉她，周记你可以尽情写，想写两篇、三篇、四篇、五篇都可以，我都会看的。

《呼兰河传》她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吸引她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文字带来的感受：即便写贫乏、卑琐甚至令人愤怒的现实，也能将她带入一个平静的场域，让她以一种类似上帝视角的姿态，更疏离、冷静地看待自己的生活，不沉湎于痛苦。

她的写作也第一次有了读者。起初，她一周写两篇周记，慢慢变成四五篇，只要有时间，就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她曾在周记里写：一群鸟在楼宇间不停地飞，它们没法落地休息，也飞不到目的地，只能一直盘旋，直到力竭，轰然坠落死去。老师看完，不写评语，只是改一些错别字，或把写得好的地方圈出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那些无法安放的情绪、无人可以倾诉的话，全都被扎十一惹写进了周记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扎十一惹都渴望来自外部的力量，一个“拯救者”，将自己从不安、恐惧、贫困的状态中拉出来。“我说的外部力量可以具象到是‘一个男人’。可能是受文艺作品或者社会的影响，在我还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的时候——现在的女孩不一样了，这也是我最欣喜看到的事情，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会渴望一个外部的男人来拯救你。”她说。

2012年6月，扎十一惹从大专毕业，正式成为电视台记者。电视台给她安排了一间11平方米左右的宿舍，带独立洗手间，有热水，随时都能用。那天，她洗了很久的澡。一边唱歌，一边慢慢洗：耳朵前面，耳朵后面，大腿内侧，膝盖窝。她开心极了——小时候，洗澡要在厨房里用做饭的大铁锅烧水，灶旁边放一个巨大的铁盆，瘦小的她坐进去只能露一个头和半个肩膀。

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扎十一惹读的是师范专科的文秘专业，大二时偶然得知电视台招见习生，便拼尽全力争取，她形容，“像鬣狗看见羚羊尸体一样扑上去死死咬住”。见习期间没有酬劳，她白天忙碌打杂，采带子、听同期声、剪废镜头、看记者的文档偷师，晚上还要上选修课，丝毫不敢懈怠，最终顺利留下来工作。父母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消息很快传回村里，父母跟她说，不少家庭开始重视女儿的教育，希望她们至少读个专科，像扎十一惹一样找到一份好工作。

扎十一惹几乎成了一个“工作狂”。跑新闻一线，做突发报道，慢慢地，哪里有突发现场，哪里就有她：翻过被泥石流淹没道路的山，穿过工地上死者家属铺设的灵堂，卧底过黑中介，打入过传销组织内部。那段日子，工作填满了她的时间，也掩盖了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恐惧与迷茫。每天睡前，想到自己当天完成的工作，她都觉得充实又满足，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与价值感。

工作两年后，她开始了第一段恋爱。一次中秋节，男友提出去她的老家看看。通往寨子的路崎岖蜿蜒，越靠近家里，男友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父母热情的招待也没有得到回应。扎十一惹觉察到了他的不满与退缩。从寨子回来后，这件事成为两人心中没有解开的疙瘩。后来，她攒了一笔钱想要买房，看中的房子首付比预算稍高，便试探着向男友开口，能不能借给她2万元，并承诺按银行利息归还。男友回复：“买房子这么大的事情，是你一个人可以考虑、决定的事吗？没有钱学别人装什么？”

扎十一惹曾有的幻想破灭了。后来，她依靠自己买下一套45平方米的房子。第一次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对那个阶段的她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一个人住在里面太有安全感了。父母、姐姐来看望我的时候，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可以接待他们”。为了盯装修，她几乎每天都往新家跑，累瘦了11斤左右，但是整个过程很幸福，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当傍晚来临，她站在窗边望着夕阳缓缓沉落，想起语文老师对她说的话——“没错，长大以后会慢慢变好的。”

“随着年龄和人生阅历的增加，认认真真地想一下，很多问题其实是靠自己解决的，然后就意识到外部的力量，它永远不可能主动来到你的身边，你得先从内部来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扎十一惹说，“事业让我积累到了金钱，那么贫困和生存的这一部分就已经自己解决掉了。原来我以为我渴望很多东西，但其实好像渴望的只是能够养活自己、支撑自己的能力而已。”

2023年左右，扎十一惹的惊恐障碍加重，出现了严重的躯体化症状，一度瘫缩在房间里动弹不得。时值疫情，母亲也感染新冠，她非常恐惧失去父母，“我觉得只有守在身边他们才不会死”，因此选择回到寨子生活。在不确定性面前，她开始重新审视生命，“我们原本以为永恒的东西，其实它并不是永恒的。”

扎十一惹和阿爸一起种下的树▐

因为服用治疗药物，扎十一惹的记忆开始变得破碎，为此，她买了许多小本子，随时记录。被惊醒的深夜或清晨，她不去想宇宙、不去想意义——那些宏大的想象只会让恐惧更深。她选择写下最具体、最喜欢的词语：小猫，小狗，牛肉面，薯条，阳光，草地，米饭，牛奶……一遍一遍，直到情绪慢慢平复。

她也在网上写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就像是“电子周记”，这是她从中学以来延续的习惯。在一篇文章里，她写到读大专时老师教他们怎么洗澡：打泡沫时要先在手心里打出来，再洗头发；要用指腹搓揉头皮；要洗耳朵后面……这些平实、坦诚的文字打动了出版社的编辑，对方邀请她写一本非虚构作品。

虽然她已经写过几部小说，但对于写非虚构这件事，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我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在她当时的认知里，非虚构应该属于那些人生跌宕起伏或者有铭记价值的人。编辑鼓励她：“不是觉得你能写好的话，我也不会找你。”

真正动笔时，她的写作非常顺畅。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想到什么就写在手机备忘录或电脑里。她从自己的童年写起，写小时候生活的贫苦、无尽的农活、牛马猫狗的温热陪伴，再写到后来融入主流社会时的挣扎与磨损；从自身的经历，延伸到姐姐、母亲、小姨，以及身边的女性乡邻，一段记忆引出另一段记忆。“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心里自主生长出来的，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让语句从手里产生，一句连着一句，不担心有没有人看，也不在意会不会暴露了太多的情感和隐私，不在意它会不会带来所谓的‘意义’。”

村子的弄潮儿们90年代末在水井前留影▐

2024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完成了。敲下最后一个字之后，扎十一惹没有检查，直接把文档打包发给了编辑。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通过写作，她一层层剥开内心，也重新梳理了婚姻、事业和原生家庭。她卖掉房子，结束婚姻，重新思考自我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其实是由自己定义的。以前我觉得自己的价值需要通过买房、买车、嫁一个好老公，或者家庭和睦、孝敬父母来体现。但现在我觉得我的价值就是我本身，我存在这件事就已经有价值了。”

在编辑的鼓励下，扎十一惹尝试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

她意识到，长久以来，真正困住她的，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贫穷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它会让人对自己不信任，过度思考和自身相关的事情，问了太多为什么，问着问着，一切都会变成自己的过错。”她决心“解放”自我，彻底地信任自己、接纳自己的感受：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喜欢一个同学，就大声地表达喜欢，被伤害时没有负担地哭，也不惧怕“打回去”。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出版后，很多女性给她发私信、写书评。有次在苏州做活动时，编辑转交给她一封读者写的长长的手写信。信中，女孩诉说了自己的经历，感谢扎十一惹的书给了她对抗现实困难的力量。读完后，扎十一惹泪流不止。“天，我何德何能。她是那么信任我，把她人生的一部分经验和创伤告诉我。还好有了这本书，我们互相之间有这样一个机会达成理解和支持。”那一刻，她们的命运通过这本书联系在了一起。她说：“这是我真正在世界上留下来的一点东西。”

原文刊载于《时尚COSMO》3月刊

编辑：王子勍

撰文：小聂

造型：晓雪

摄影：黄崐柠

视觉：玉清

排版：Charon

设计：棒棒

图源：时尚COSMO、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