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华社驻黎巴嫩记者，目前在剑桥大学就读公共政策专业研究生的谢昊，日前经由，成功签约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原创的非虚构作品《贝鲁特来信》。

我们和他做了一个邮件采访。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写作者投稿三明治，寻求正式的出版机会（非自费出版）。

我们在寻求的题材有：

1）第一人称非虚构作品，内容可以涉及社会、历史、时代、家庭等题材。

2）和职业、专业技能等相关的非虚构题材作品，有个人经历或者采访积累为佳。

3）在海外某个国家和城市长期驻扎过而写成的非虚构题材，要求驻扎时间至少1-3年。

4）与故乡相关的非虚构题材。特别是北上广之外的在地写作题材。

5）与上海有关的，特别是当代上海的非虚构写作题材，中英文作品均可。

6）人物传记类，对名人或者专业人士、艺术家、学者、作家、手工艺人等的传记写作。

7）自然、环境类写作。

8）宠物医院、宠物店相关的非虚构题材。

谢昊

谢昊，国际新闻记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硕毕业。2018年加入新华社，先后在北京、非洲和中东工作，曾任达累斯萨拉姆分社、贝鲁特分社首席记者，长期报道全球政治与国际冲突。现就读于剑桥大学公共政策专业，关注叙事如何影响政策，政策又如何塑造世界。

作者2023年10月赴任黎巴嫩，数日后黎以冲突爆发。此后一年多时间，作者亲历并报道冲突从边境交火逐步升级，经历贝鲁特多次空袭、传呼机事件、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以及中国政府组织撤侨，直至局势阶段性停火的全过程。

三明治：你是读法律出身，是怎样喜欢写作，并走上专业的写作道路的？

写作不太讲究出身，如果一定要讲，法律背景反而可以算是一个相当常见的起点。卡夫卡、歌德、凡尔纳、金庸等作家，都曾经上过法学院。法律教育要求对语言保持高度敏感，对逻辑、结构和边界有清醒认识，这些能力在写作中都会转化为一种底层素养。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法律，学校的专业氛围非常浓郁，课程密集，讨论高度集中在规范和制度本身。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反而产生了一种“自救”的冲动：去上所谓的“闲课”，读与专业无关的书，结识一些不完全循着法律轨道走的朋友。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学，这些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中和了法律的应然性，也让我意识到，法律只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

我也在阅读中不断发现那些“逃离法学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并不讨论法条，却始终在书写秩序、权力、责任和人的处境。从他们的文本中，我获得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这种共情逐渐取代了专业训练本身，成为我真正投入写作的起点。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专业是本硕连读，没有考研或保研的压力，学院也提供了交换学习的机会。我先后到台湾和美国学习，课程之外大量旅行，观察不同社会的日常生活，练习换位思考。那几年，我还参加北京青年空间的活动，接触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人，视野不断打开。

2018年毕业时，我并没有进入法律行业的打算。我申请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二硕，也机缘巧合获得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工作机会。最终，我选择进入新华社，从此走上了一条与法律出身并不直接相连、但又始终受其影响的写作道路。

在新华社，我接受了系统严格的新闻写作训练。事实核查的要求近乎苛刻，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有来源、有交叉验证；新闻讲究时效性，很多时候是在与时间赛跑。尤其是在战地报道和重大国际事件中，需要与世界各大通讯社同台竞争，在速度、准确性和判断力之间不断权衡。

更重要的是，对重大、敏感事件的把握。报道既要有力度，又必须克制，既要呈现事实本身，又要充分考虑社会预期和传播效果。新闻并非只是信息的堆砌，而是一种高度负责任的公共表达。正如新华社一位老社长所言：“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这句话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以非常具体、甚至残酷的方式被反复验证。

从2021年起，我先后被派驻坦桑尼亚和黎巴嫩，担任分社首席记者。驻外工作与在北京时的状态截然不同。在北京，我有明确的跑口分工，守土有责，重大事件往往有多方参与，信息来源相对充足，报道也更容易被补充和修正。

驻外期间，很多时候情况正好相反。事件发生时，现场往往只有我一个媒体记者。很多新闻不是“接到通知去报道”，而是需要自己发现线索、判断价值、迅速核实并完成报道。在这种状态下，我既是观察者，也是记录者，经常是某个事件的唯一中文信息源。

我在黎巴嫩的时候，以色列经常空袭，很多边境的村庄被炸。这些村庄有阿拉伯语的名字、英语的名字，甚至有法语的名字，但没有中文名。为了报道，我给一个又一个村庄取名，看着它们在中文世界有了自己的坐标。这让我想到海子的诗句：“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也许海子应该做一个驻外记者。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在新闻报道之外写一些随笔。这些文字不再追求时效性，而是从不同的切面记录当地的社会氛围、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处境，试图向国内读者介绍一个更立体、更复杂的区域。这种写作既是对新闻工作的补充，也逐渐成为我整理个人经验、理解驻外生活的重要方式。

三明治：是什么背景、契机让你想写下自己在黎巴嫩的生活和报道经历？

我在新华社工作了七年，黎巴嫩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极端的一段经历。

2023年10月5日，我从坦桑尼亚赴任黎巴嫩。两天之后，哈马斯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黎巴嫩真主党次日为声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北部，黎以冲突随即爆发。起初，交火主要集中在边境一线，呈现低烈度、常态化的状态，仿佛只是中东长期紧张局势中的延续。但随着时间推移，冲突不断升级，并逐渐逼近首都。

直到2024年9月17日，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的中秋节。当天下午，我在贝鲁特的腓尼基酒店参加一场发布会，一家黎巴嫩电商公司宣布与中国电商平台达成合作，黎巴嫩经济部长、中国使馆经商参赞出席。此前我采访过这家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她们精明、勤勉，对中国市场充满期待。发布会上，她们详细讲解物流、关税等技术性问题。在那样一个明亮而短暂的场景中，我一度产生错觉，仿佛战争即将远去。

就在这时，加沙分社的同事发来信息提醒：数以千计的传呼机在黎巴嫩多个地点同时发生爆炸——这是冲突全面升级的信号。赶回驻地的路上，救护车的鸣笛声此起彼伏，交通几近瘫痪。我迅速撰写消息，将最新动态发回国内。从这一天开始，黎巴嫩的时间进入扭曲的状态。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全面升级，爆炸、交火和伤亡的消息铺天盖地，驻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的同事纷纷来到黎巴嫩增援。

9月27日，以色列以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为目标，对贝鲁特南郊发动大规模空袭。我在分社驻地楼顶记录下浓烟升起的瞬间。六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爆炸留下的深坑如同大地的伤口。不久，纳斯鲁拉死亡的消息传遍全球。

冲突升级后，大量居民从黎巴嫩南部涌入贝鲁特。驻地附近的一所学校被改为临时安置点，我在那里采访过一位来自提尔附近的老人。他的村庄在几分钟内遭到多次空袭，整片区域陷入火海。从提尔到贝鲁特，原本一小时的车程，他走了七个小时，途中亲眼看到前方一辆汽车被导弹击中。接受采访时，他的小外孙正在地上熟睡。他平静地对我说，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随着冲突持续升级，9月30日，中国政府组织在黎公民撤离。撤侨结束后，中国在黎巴嫩境内仅剩媒体记者和使馆留守人员，我是其中之一。各国都撤侨之后的一天，我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前面一位黎巴嫩女士反复打量我，终于忍不住问：“告诉我一个理由，为什么所有外国人都走了，你还在这里？”我想了想，回答她：“因为我是中国记者，这是我的职责。”

长期身处战区，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持续的消耗。战争不仅意味着炮火和伤亡，也意味着谣言、算计和表演；意味着不同立场对同一事件的选择性叙述；意味着在宏大的政治目标之下，个体命运被压缩、忽略，甚至被合理化地牺牲。在一次次报道中，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新闻所能呈现的，只是战争微小的切面。

正是在这些经历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只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这些体验会被迅速消耗掉。新闻强调事实、速度和公共意义，而那些细微的感受、犹豫、恐惧和内心冲突，并不适合出现在新闻中，却恰恰构成了真实经验最重要的部分。

也正因此，我开始认真考虑把这段经历系统地写下来。不是作为一份简单的战争记录，而是希望通过个人视角，呈现一个处在冲突阴影下的社会：它如何生活，如何承受，又如何在长期失序中维持脆弱却顽强的日常。这既是对新闻报道的补充，也是我理解这段驻外生活、整理自身经验的方式。

三明治：读者的印象里，黎巴嫩特别是其南部，是被战争撕裂的地方，在你的写作里，你会呈现和大家想象的哪些不一样的方面？

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黎巴嫩不仅是“危险的”，更是“陌生的”。我赴任时发现，中文世界几乎没有系统介绍黎巴嫩的专著。我们对黎巴嫩的认知，往往停留在新闻报道中的冲突、爆炸和难民危机，却很少触及这个国家真实而复杂的社会面貌。

这种情况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学界，黎巴嫩研究早已是中东研究中的显学。大量侨居海外的黎巴嫩人，将家乡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政治、社会和宗教等多个角度持续书写，并通过经商、慈善和学术资助反哺本国的文化与知识生产。在欧洲人的日常想象中，黎巴嫩同时还是著名的度假目的地：地中海气候、蜿蜒海岸线和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它长期吸引着大量游客。

这里还是腓尼基文明的发源地，早在四千多年前就以航海、贸易和商业网络闻名于世。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直接影响了希腊字母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书写体系。而他们以沿海城邦为节点构建的地中海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希腊世界对城市、贸易与公共秩序的早期理解。这种外向、流动的商业基因，一直延续至今。

19世纪中期以来，大量黎巴嫩人移居海外，形成庞大的侨民网络。如今，全球范围内的黎巴嫩侨民超过1500万，在金融、时尚、文化、科技和医疗等领域都占据重要位置，“黎商”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群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黎巴嫩是中东地区的金融文化中心，贝鲁特被称为“中东小瑞士”“中东小巴黎”，阿拉伯银行联盟总部就设在这里。黎巴嫩很早便实行周六周日休息制度，与外部世界接轨，这在如今仍普遍周五周六休息的阿拉伯世界显得格外独特。1975年爆发的内战摧毁了这一切，也为后来迪拜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即便如此，黎巴嫩的金融传统并未彻底断裂，许多黎巴嫩人依然活跃在全球资本和投资网络中。

黎巴嫩的审美与文化产业同样具有高度辨识度。无论是在国际高级定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婚纱品牌Elie Saab，还是在中东地区享有盛名的巧克力品牌Pachi，都体现出黎巴嫩在设计、工艺和审美上的长期积累。还有位于贝卡谷地的葡萄酒产业，以Ksara为代表的酒庄，凭借独特的风土条件和悠久的酿造传统，早已进入国际市场，成为黎巴嫩文化输出的另一种形式。

这种反差也深深嵌入黎巴嫩的社会结构之中。在黎巴嫩，基督徒在中东地区少有地占据重要比例，官方认可的宗教教派多达18种，使贝鲁特在阿拉伯世界中显得格外开放。多种宗教和族群在同一城市空间中长期共处，既孕育出高度多元的文化，也不断积累结构性矛盾。黎巴嫩人普遍能熟练使用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同一条街上清真寺与教堂并立，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交织。这种跨文化适应能力，也是黎巴嫩人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黎巴嫩始终是阿拉伯思想界和艺术界的重要中心。从纪伯伦到当代文学、音乐和电影，这片土地持续输出思想与叙事方式。贝鲁特的哈姆拉街区长期以来形成高度开放的公共空间，书店、咖啡馆和报刊编辑部彼此毗邻，吸纳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地的流亡者与异议声音，使不同立场与思想传统在此交汇、讨论并被不断改写。

正是在这样的城市肌理中，泛阿拉伯主义等思潮得以发酵与传播。即便在经济崩溃和战争阴影之下，文化生产并未完全中断，出版、媒体和公共讨论依然活跃。正如简·莫里斯在《世界：20世纪的道别》中写道：“贝鲁特有许多诗人，偏爱空想的艺术家，穿磨损便鞋、头发蓬乱的存在主义者，论素质是半吊子，论职业是间谍。”

也许正是因为长期处在多重危机之中，黎巴嫩社会发展出了一种高度成熟的自我组织能力。当国家机器失灵时，社会并未彻底瓦解。冲突升级、大量居民从南部涌入贝鲁特后，市民自发捐赠物资，志愿者维持秩序，呈现自发运转的社会网络。

在此基础上，难民问题构成黎巴嫩社会最沉重的底色。一战前后，逃离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在黎巴嫩定居；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来到这里；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超过一百万叙利亚难民涌入；而在最新一轮冲突中，黎巴嫩人自己也开始成为难民。对于一个总人口仅约五六百万的国家而言，难民规模长期接近甚至超过本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使黎巴嫩成为全球难民承载比例最高的国家。

在贝鲁特南部的夏蒂拉难民营，我采访过77岁的穆罕穆德·哈迪布。他从一岁开始就被父母从巴勒斯坦带到这里。他在难民营中建起一座“记忆博物馆”，专门保存当年巴勒斯坦人带来的物件。他最珍视的展品是两把故乡房屋的钥匙，因为这代表巴勒斯坦人回家的权利。他对我说：“我们假装生活，假装工作，却始终没有真正扎根。”

因此，在我的写作中，黎巴嫩不会只是一个被战争定义的国家。我希望呈现的，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复杂结构和顽强生存意志的社会。它曾是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商业枢纽，是中东的金融中心，是文化与思想的重镇。战争和危机一次次将它摧毁，但并未彻底抹去其内部的生命力。

我希望通过写作，让中文世界的读者看到一个更立体的黎巴嫩。不是仅以同情或怜悯的目光，而是以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去认识这个长期生活在多重张力中的国家，以及在其中努力生活的人们。

三明治：你是记者，从新闻作品到非虚构书籍，你觉得你会探索什么样的新写法？

中国记者在中东地区，往往既不被视为殖民历史的一部分，也不被当地社会的利益结构所捆绑。这种身份上的超然状态，使我在采访中更容易进入不同群体之间的缝隙：既能与高层政要、国际组织、外交人员交流，也能与普通民众、商人、难民进行深入的对话。这种多重接触，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更为立体的素材基础。

在写法上，我希望将新闻职业训练所带来的严谨性保留下来。长期的新闻写作，使我对事实核查、信息来源和叙事边界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对真实性的自我约束，在非虚构写作中依然成立。本书中的事件、人物和细节，均来自一线采访和亲历观察，尽量避免事后修饰或情绪放大。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既是个人记录，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与新闻不同的是，非虚构写作允许我放慢速度，进入新闻无法容纳的层面。新闻关注的是“发生了什么”，而非虚构写作则可以追问“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如何在其中生活”。因此，我在写作中更关注日常层面的变化：战争如何改变城市的节奏，如何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个体的判断和选择。这些内容往往并不适合出现在新闻中，却构成了冲突时期最真实、也最持久的经验。

在结构上，本书以我在黎巴嫩的战地记者经历为主线，但并不以个人经历为中心展开。我试图呈现一个中东小国在冲突阴影下的政治运作、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书中既会出现重大事件和战事节点，也会穿插普通人的生活片段，力图在宏观进程与微观经验之间保持张力。

在驻外期间，我接触的人群形形色色。从政治人物、宗教领袖、国际组织官员，到学者、同行记者，再到出租车司机、小商贩和难民，这些看似分散的个体，实际上共同构成了黎巴嫩社会的运行网络。通过他们的叙述和互动，我逐渐理解到，黎巴嫩并非一个可以用单一逻辑解释的社会，而是由多种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和现实利益叠加而成。

因此，我希望探索的并不是讲故事的技巧，而是能够容纳复杂性的写法。通过持续的观察和记录，让不同声音在文本中并置存在。对我而言，这种写作既是对新闻工作的延伸，也是一次尝试——用更长的时间尺度，去理解一个长期处在冲突中的社会，以及身处其中的人。

在诸多影响我写作观念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本书是现代人类学意义上的第一部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通过长期田野考察，与当地土著人共同生活，在几乎没有既成范式的情况下，逐步形成了一套民族志研究方法。

他提出，当面对与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迥异的族群时，不应以猎奇或评判的姿态停留在表层，而是要带着“同情之理解”，透过那些看似陌生的现象，理解其背后自生自发的社会运作逻辑。这种理解不是站在安全距离之外的评头论足，而是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人如何在各自的世界中安顿生活、实践价值。

这种方法后来逐渐内化为我的写作态度。在驻外采访和写作中，我更愿意把自己放进现场，而不是置身其外，去理解人们在具体处境中所作出的选择，而非急于给出判断。

当年在学校图书馆读到这里，我合上书反复思考：我是否也能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真正走进一个与自身经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经受时间与现实的打磨，从而淬炼出不一样的自我？现在回望，我意识到，驻外记者的生涯，或许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三明治：你现在在剑桥读书，离开了“战场”到了西方国度，对你回望这场战地记者经历有了什么新的视角？

战地记者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高度可见、同时也高度标签化的群体。黎巴嫩由于管制相对宽松，又靠近加沙、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冲突策源地，长期聚集着全球主要媒体机构，可以说是战地记者的大本营。在贝鲁特，有几家酒吧几乎成了战地记者的固定据点，不同国籍、不同机构的记者在这里交换信息、比较判断，也彼此确认各自的立场，逐渐形成一种以英语为主导的准西方语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身份本身就带着明显的差异性。此前这个圈子里从来没有来自中国机构媒体的记者，很多人对我既好奇又警惕。在日常交流中，我能明显感到，中东冲突在西方记者的话语中，往往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而我既不完全置身其中，也无法简单认同或否定它，只能不断在具体事实中校准自己的位置。

2025年10月，我进入剑桥大学公共政策硕士项目。这个项目规模不大，四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有较为成熟的职业背景。我的同学来自日本外交部、加拿大总理办公室、非洲联盟、摩尔多瓦基金会，以及谷歌、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在这样一个高度精英化、国际化的群体中，个人背景本身就是一种标签，而我的战地记者经历，即便在同学中，也显得相当突出。

刚入学时，我很快意识到，这种突出并不自动转化为理解或认同。课堂内外存在着一些无形的区隔：西欧和英语国家的学生有自己的话题和语境，非洲同学往往彼此靠近，东欧、亚洲和拉美的学生则更多在边缘地带寻找共鸣。在课堂讨论中，即使我主动发言、提出问题，也常常感到有一堵看不见的墙。那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对经验合法性的隐性判断。

这种距离感，迫使我从外部重新审视自己的战地记者经历。在新闻现场，我更习惯于快速判断、迅速行动，很少停下来思考“这些经验在他人眼中意味着什么”。而在剑桥的课堂上，我开始意识到，同样的经历，在不同知识体系和政治语境中，会被赋予截然不同的解释框架。

后来，在一次课堂分享中，我花半个小时较为完整地讲述了自己在黎巴嫩的经历：最近的空袭离我只有几百米，难民如何涌入城市，撤侨之后留下来的感受，以及作为中国记者在冲突中的位置。这次分享的反响出乎我的预料。讨论并没有围绕意识形态展开，而是回到了经验本身。有人询问具体细节，有人开始反思自己过去习以为常的叙事前提。

分享结束后，一位同学私下对我说，他此前从内心深处对中国持有偏见。而正是这次讲述，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中国记者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角色。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记者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报道了什么”，也在于这些经验在不同场域中如何被重新理解和再解释。

来到剑桥之后，我更清晰地看到，战地经历并不是一段需要不断强调的高光履历，而是需要被重新消化的经验。离开战场，进入学术和政策讨论的空间，让我得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拉开距离，重新理解战争如何被叙述、如何被制度化，又如何影响不同社会对世界的基本想象。

三明治：三明治是如何帮助你联络上海译文出版社并成功签约的？

这本书的签约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有朋友是三明治的签约作者，经朋友介绍，我与三明治取得联系。随后提交了样章和整体写作提纲，并根据反馈不断修改和打磨。

三明治在整个过程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协调角色。从文本风格建议，到出版社沟通，再到合同文本的细节确认，都给予了专业支持。最终，书稿得以顺利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签约。这是一个耐心、反复、但非常值得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