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母亲确诊抑郁症的消息时，我正在纽约出差。时代广场的巨屏闪烁着“Everything will be OK”，但我盯着手机屏幕，觉得世界在旋转。订最早航班回国需要18小时，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18小时。

父亲的电话里带着罕见的无助：“你妈不肯吃药，说没病。”我眼前浮现母亲的样子——那个小学教师，永远整洁得体，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她怎么会抑郁？

回家第一天，母亲在厨房做红烧肉，动作精准得像化学实验。我说“妈，我们聊聊”，她头也不抬：“聊什么？我很好。”但冰箱上贴着便条：“记得关煤气”，洗手台旁贴着：“洗手七步法”。她开始在失控的边缘建立秩序。

真正击垮我的是某个清晨，我发现她在阳台数晾衣夹，一遍又一遍。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教我背唐诗、给我扎蝴蝶结的女人，正在被某种无形的东西吞噬。

治疗过程像一场漫长的跋涉。药物让她嗜睡、发胖，有次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崩溃大哭：“这不是我。”我必须成为最狠心的人，监督她吃药，带她去面对最不堪的情绪。那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刽子手。

转折发生在第三个月。某天整理旧物，翻出家里的老CD机。我鬼使神差地放了周杰伦的《Secret》，那首她曾经最讨厌的歌——“吵闹的流行曲”。前奏的钢琴响起时，母亲忽然停下叠衣服的手。

“这首曲子……”她皱起眉，“像下雨。”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三点，我们听半小时音乐。从肖邦到周杰伦，从古典到流行。音乐成为她情绪的锚点。有次听到《星晴》，她轻轻跟着哼“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那个笑容，像阴霾里透出的第一缕阳光。

上周陪她复诊，医生惊讶于她的好转。回家路上经过公园，母亲忽然说：“我们去走走吧。”傍晚的风很温柔，我们真的数了步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像某种笨拙的舞蹈。

原来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龙卷风》，有荒诞如《印第安老斑鸠》的困境。而治愈的《Secret》，有时就藏在最普通的旋律里。当你能重新看见《星晴》，风暴就已过去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