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时，买过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巴金的《随想录》，里面有一篇文章《赵丹同志》，里面提到著名的电影演员赵丹在去世前两天，1980年10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他写于病床上的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演员赵丹，原名赵凤翱，191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是中国影坛泰斗级表演艺术家，兼具演员、导演、编剧身份，被誉为中国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标杆。

赵丹自幼受家庭熏陶热爱艺术，1932 年入行参演首部电影《琵琶春怨》，1936到1937 年凭借《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成名，塑造的市井小人物鲜活传神，两部影片也成为中国左翼电影经典。抗战时期他投身救亡演剧，历经磨难仍坚守艺术初心。

新中国成立后，赵丹重新焕发出艺术生命，佳作频出，成功塑造林则徐、李时珍、聂耳、许云峰等经典银幕形象，凭《乌鸦与麻雀》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表演形神兼备、洒脱自如，代表了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电影表演的最高水准。在那人妖颠倒的十年中赵丹蒙冤入狱五年，艺术生涯受挫。

1980 年赵丹身患胰腺癌晚期，卧于北京医院病床，有感于当时的文艺界长期被过度干预、创作禁锢的现状，强忍病痛口述核心观点，由妻子黄宗英整理成文。

原来的标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要完蛋》，为更稳妥发表，将题目改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全文摘要如下：

《人民日报》正开展 “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的讨论。看到 “改善”“搞活” 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又忧心忡忡了。

我们有些忠心耿耿的艺术家，一听到 “加强党的领导” 就条件反射地发怵 —— 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是，每一次 “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加干涉，直至 “全面专政”。

我认为：党管文艺，应管政策、管方针（贯彻双百方针），而非管具体创作。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却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炒菜；同理，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四人帮” 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组织叫他当作家就成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是听组织的话才写、组织叫写啥就写啥？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

生活与历史的进程，造就艺术家与文化，文艺的风骨（哲学观），不是任何组织、支部能管得了的，非要管得太具体，就是自找麻烦，祸害文艺。

各文艺协会，不必硬性规定唯一指导思想、唯一宗旨 —— 古往今来，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无文艺繁荣。文艺创作最讲个性，不能搞 “举手通过”，可以评论、批评、鼓励，但不能横加干涉。

层层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成铁板钉钉的制度。

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

—— 赵丹 1980 年 9 月 病床上口述

赵丹的这篇文章见报之后，巴金、冰心、夏衍、曹禺、白杨等文艺界泰斗纷纷撰文予以响应和支持，巴金更是直言：“赵丹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为讲真话树立了榜样”。

不过，据说当时也有个别的高层领导对赵丹临终前发表的这篇文章颇不以为然，甚至揶揄道：“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而发表该文的《人民日报》也因此承受了一定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