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昶

这看起来并不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抗战题材影片。它既没有烽烟弥漫的宏大战争场景，也没有壮怀激烈的英雄传奇。它讲述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抗战，一群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和一队溃散的炮兵分队战士，在付出惨烈牺牲后最终战胜了敌人。这个故事显然没有相应的准确历史记载，戈止镇的舞台也是戏剧化的场景搭建，所以给了编剧和导演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有喜中的悲，也有悲中的喜，本片黑色幽默不断点缀的表象并不十分“严肃”，但因其情节建构在真实的人性基础之上，而显得格外真诚。

寻“路”是《得闲谨制》中最重要的叙事线索。本片的前半部分是百姓们一路向西逃亡的求生之路。一艘挤满难民的客轮在长江上随波逐流，影片一开场就把抗战全面爆发后、国破家亡的时代氛围烘托出来。两年后的宜昌，百姓们再一次仓促地撤离安居之所，也暗合着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事件。当百姓们终于寻找到“戈止”这个躲避战乱的小镇，本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太平时，却被三个日本兵的偶然闯入打破一切幻想。

关于求生之路的狼狈、辛酸与痛苦，本片并未过多地去渲染。反倒是故事的喜感不断地充溢银幕，比如在长江客轮上得闲祖孙俩的跳水闹剧意外成就了一段啼笑因缘，镜头跳切后马上就是“等闲”小公子的呱呱坠地；比如在戈止小镇上百姓们可以在桃源里的惬意生活中彼此插科打诨，士兵们可以在清清河水中尽情嬉闹。动荡的时代中普通民众当然难以安生，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一丝空隙，他们就会创造一切生活的可能。如此看来，主人公莫得闲的姓名其实就是双重隐喻，一重是战争中人民的流离失所没有尽头，另一重则是，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生的坚强”也永不停歇。

孩子莫等闲的名字自然出自岳飞《满江红》里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意味着决绝的抗争与不屈的战斗。前面人们一直在逃避、求生，当终究无路可走时，他们便被迫开始了绝地反击。本片后半部分关于抗争之路的叙事骤然间变得紧张，一面是日军的觊觎、入侵与屠戮，另一面是百姓们的保卫家园，强烈的对比使故事充满巨大的戏剧张力。美好的“戈止”镇此时变成了残酷的“武”镇，和平与战争在一瞬间转换。

戈止镇有巷道，有山墙，有坚固的房屋，它是被刻意设计的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战场。我方有惊慌失措的平民、一支散兵游勇式的炮兵分队，当然也有在战火中成长的精神“领袖”莫等闲，以及一门劫后余生的瑞士造苏罗通炮。敌方先有三个日本兵的穷凶极恶，再有一辆坦克的横冲直撞与一队士兵的四处扫荡。因为结构简单，所以舞台就会集中；因为线索清晰，叙事就会从容。

本片的战斗影像表现是精彩纷呈的，有游击战式的穿插，明枪与暗箭，战士与平民，双方的反复周旋与猝不及防的攻击步步惊心；有阵地战式的对攻，一辆坦克和一门火炮始终难分高下——这看起来是不合逻辑的，却是好看的，最终成就了战斗的高潮。连绵不断的战斗本身显然不是影片的表达重心所在，所以叙述者常常会用间离的手法将观众的注意力抽离出来。比如太爷爷和小孙子在战场上的随意漂移，战斗激烈时“队友”之间的互相嘲弄，鬼子兵夸张而做作的行为表演，甚至一头猪、一只羊的忽隐忽现，似乎都在从某种程度上解构战斗本身的“专业性”。这些场景会暂时消除观众的紧张感，在张弛之间也会让观众意识到叙述者的表达重心：在于人而不在战斗。

这样的生死场当然最适于凸显人物形象——只有在绝境中才能让人性的复杂面向彻底打开。金陵兵工厂的小职员莫得闲，他的“匠人匠心”已经让他过上了戈止镇最舒适的生活，但在侵略者步步紧逼时，他却第一个揭竿而起——那个藏着炸药的旗杆就是隐喻，义无反顾地开始战斗。炮兵分队的队长肖衍，因为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一直表现得软弱焦虑，直到身边战友的不断倒下终于让他奋起，成为一名牺牲在战位旁的真正炮手。拿起菜刀，举起火铳，拉满弓弦，在戈止镇，已经没有平民和战士之分，几乎所有人都在战斗。在影片里，戈止镇的每一个主人都不完美，都有可爱或可恨的缺点，大多数时候他们平凡而卑微，他们只求生活在生活中。这样的人物塑造其实更有力量，平凡是常态的，因而抗争和牺牲的非常态才更令人动容。

严格看来，戈止镇的胜利逻辑显得过于简单。相比之下，影片之于对手方的塑造大体是脸谱化的。日本兵是残忍的，残忍到不断地制造人间地狱，但怎么会那样愚蠢？影片中形形色色的敌人“愚蠢”行为更多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快意，所以一门炮弹供应充足的苏罗通炮才勉强成为战斗胜利的备注。不过跳出来看，戈止镇的胜利逻辑又是合理的，因为这其实映射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逻辑。一个人的抗争也许是无力的，一个小镇的抗争也许是徒劳的，但一个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的集体抗争，是充满伟力的。这是《得闲谨制》最动人的隐喻。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