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爱人5》首期播出后，演员邓莎与丈夫路行的婚姻矛盾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节目中，路行在回答“邓莎对家庭的最大贡献”时直言：“生儿子”，并轻描淡写称妻子“演的不过是宫女、丫鬟”。这些言论不仅引发观众对“直男癌”的集体声讨，更暴露了婚姻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

邓莎的回应进一步揭露了婚姻的失衡：两人自2013年生子后长期“半分居”，日常交流不足12分钟，孕期产检、育儿责任几乎全由她承担。路行将婚姻定义为“舒适即可”，甚至坦言“女性要求太多”，其态度被网友批为“责任逃避的教科书案例”。

路行的争议远不止于婚姻观。节目外，他复杂的商业背景与涉嫌行贿的丑闻浮出水面，彻底颠覆了“成功企业家”的人设。路行曾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任职19年，官至副行长，后转战资本市场，历任港股上市公司第一视频集团执行董事、创联控股董事会主席。他通过资本运作控股多家企业，自称“公司加起来有百家左右”，并多次增持创联控股股份，塑造了“商界大佬”形象。

根据2024年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法院的判决书，路行通过赠送股票、现金、福卡等方式，向某部委直属培训中心原处长史某燕行贿，总金额达1019.44万元。其目的是为旗下教育公司在股权收购、业务审批中谋取利益。史某燕因此获刑十年六个月，而路行仅以“证人”身份出现，未受法律追究。

节目组在嘉宾筛选中显然未穿透路行的“资本伪装”。其上市公司创联控股已连续三年亏损，市值缩水至2.36亿港元，成为港股“仙股”；而路行在节目中高调谈论“个人业务发展”，被指借综艺为商业转型铺路。

《再见爱人》系列以“离婚综艺”为卖点，但嘉宾背调的缺失暴露无遗。律师分析，路行虽未被定罪，但其行贿行为涉及公职人员，节目组未核查公开判决信息，可能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传播先进文化”的要求。

路行的言论争议与行贿丑闻形成双重冲击。公众质疑：若明星配偶存在法律污点，节目是否应对其“道德瑕疵”零容忍？邓莎的处境更显尴尬——她既需面对婚姻危机，又因丈夫的负面新闻被舆论波及。

路行的案例折射出精英阶层婚姻的复杂性。他以经济实力换取邓莎的“家庭奉献”，却在情感责任上彻底缺位；而邓莎从《美人心计》的配角到“丧偶式婚姻”的代言人，其事业困境亦引发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反思。

《再见爱人5》的爆火依赖争议性话题，但嘉宾背景风险可能反噬节目口碑。此前《再见爱人4》嘉宾张婉婷、麦琳的舆论失控已敲响警钟，节目组需平衡“真实感”与“社会责任”。

路行借综艺转移公众视线的操作，并非孤例。近年，不少企业家通过综艺塑造“亲民形象”，实则掩盖企业经营危机。此类现象需监管介入，防止资本操控舆论场。

节目将“丧偶式婚姻”“生育工具化”等议题推向台前，推动社会重新思考婚姻中的平等与责任。邓莎的困境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缩影。

路行与邓莎的争议，撕开了娱乐圈与资本圈的隐秘关联。当“成功学”包装下的人设崩塌，当婚姻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公众需要的不仅是八卦猎奇，更是对公平、责任与道德底线的坚守。这场风波的终章，或许将定义综艺伦理的新尺度，以及公众人物社会责任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