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 这句家喻户晓的歌词，在 2025 年夏天掀起了一场音乐行业的版权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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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2025》：11天的版权危机

7月18日晚，《歌手2025》第十期直播现场。

GAI周延身着传统服饰登场，将《浏阳河》的经典旋律与现代说唱结合，演绎了融合湖湘文化记忆的《故湘，风》。

表演中，他在原曲“几十里水路到湘江”之后，即兴加入“水中啊，有个少年在渡江”的原创歌词，引发全场欢呼。

然而节目播出不到三小时，官方回放版本便悄然删除了这段长达45秒的改编片段，音乐平台上架的音频也同步“消音”，这一异常操作迅速点燃网络热议。

7月22日，节目组首次回应称“版权确认流程复杂”，承诺“待完整授权后恢复版本”。

但随着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称音著协）介入调查，事件性质逐渐清晰——这并非简单的流程延误，而是典型的改编权侵权。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改编作品需同时获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即便通过音著协集体管理，也需在使用前完成全部授权手续。

此时，7月29日的致歉声明终于揭开真相：

节目组在直播前仅获得表演权授权，却忽视了对改编权的单独申请。

更值得玩味的是，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中，沙宝亮也曾改编《浏阳河》且未引发争议。

这种历史差异背后，折射出音乐版权保护标准十余年间的巨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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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河》的版权迷宫：“民歌”需要确权吗

很多观众可能疑惑：

《浏阳河》作为“湖南民歌”，为何会有明确的版权归属？

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权属之争，堪称中国音乐版权史的经典案例。

根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终审判决，《浏阳河》的词作者为徐叔华，曲作者为唐璧光，朱立奇等集体编配。

这首创作于1950年的作品，脱胎于花鼓戏《双送粮》，因历史原因长期被署名为“湖南民歌”。

直到1995年，75岁的唐璧光以著作权纠纷为由将改编者朱立奇告上法庭，历经五年诉讼才最终明确权属。

如今，《浏阳河》的版权由音著协管理，其授权流程已相当成熟：

综艺使用需提交改编方案，支付每首10-30万元的版权费，并在表演时完整标注词曲作者信息。

《歌手2025》节目组显然熟悉这套流程，却在时间压力下选择了“先上车后补票”的冒险策略，最终付出了声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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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警钟：音乐侵权为何不休

综艺领域：高成本下的版权博弈

《歌手2025》事件绝非个案。

近年来，音乐综艺已成为版权纠纷的重灾区，折射出行业发展的深层矛盾。

2024年9月，深圳某公司举办的“天空之城”久石让动漫音乐会，因使用12首未授权作品被音著协投诉。

深圳市监局发布全国首份音乐侵权行政禁令，要求30日内不得举办同类演出，这一案例开创了行政手段介入音乐版权保护的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该音乐会单张票价均达到百元以上，却吝于支付每首约五位数的版权费，暴露出部分主办方的侥幸心理。

更具代表性的是2025年邓紫棋重制版专辑纠纷。

她在与蜂鸟音乐解约后，自行重录12首经典作品，却因合同约定“版权归属公司”而遭起诉。

可见，即使是原创作者，未经版权方许可也不得擅自重制。

影视与流媒体：隐秘的侵权角落

相较于综艺节目的显性侵权，影视与流媒体平台的版权问题更为隐蔽却影响深远。

2025年初，TME旗下酷狗平台因合同到期后继续使用音著协管理的23首作品，被判决赔偿22万元。

该案特别指出，平台不能以“用户上传”为由规避审查责任，需建立完善的版权审核机制。

而在实体领域，四川资中县2024年破获的盗版光盘案令人震惊：

犯罪团伙通过音乐平台下载免费资源，刻录成“无损音质”光盘销售，涉案金额达400余万元。

主犯房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处罚金30万元。

该案暴露出的“免费即无版权”误区，在下沉市场仍有广泛认知基础。

那么这时候有人就会问：为什么明知侵权风险，仍有机构铤而走险？

高昂的版权成本是重要推手。

根据行业调研，当前头部音综单期版权费用已达100-150万元，占制作总成本的25%-30%。

热门歌曲的翻唱授权费更是水涨船高，周杰伦、林俊杰等头部歌手作品单首高达150万元；

而《浏阳河》这类经典作品虽价格较低，但因涉及多重权利主体（词、曲、编配者分属不同继承人），授权流程格外复杂。

国际层面，Spotify2024年财报显示，其收入的67%用于支付版权费用，其中54%流向三大唱片公司。

这种“平台输血版权方”的模式，也是国内平台同时面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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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版权三重门

改编权：最易踩雷的版权禁区

《歌手2025》事件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改编权。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改编作品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二是不得侵犯原作品的完整权。

GAI的改编不仅改变了旋律结构，还新增了歌词内容，这种创造性改动已超出“合理使用”范畴，必须获得徐叔华、唐璧光继承人的双重授权。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著作权法》修订后，保护作品完整权被明确纳入人身权范畴，即使支付报酬也不能规避这一义务。

西安某公司2024年将革命歌曲改编为企业宣传歌，虽然支付了表演费，仍因“歪曲作品主题”被判赔偿1.5万元并公开致歉，这一案例凸显了精神权利保护的强化趋势。

集体管理：便利与风险并存

音著协作为大陆地区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着2300多万首作品的版权授权。

理论上，通过音著协可“一站式”获得表演权、改编权等多项授权，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音著协内部工作人员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70%的侵权案件源于使用者误以为‘一揽子授权’包含所有权利。”

以《浏阳河》为例，其词、曲版权分别由不同继承人持有。

曲作者唐璧光的权利通过音著协管理，而词作者徐叔华的部分权利由家属直接行使，这种权利分割导致授权流程更为复杂。

法定许可：被误读的版权“绿色通道”

不少制作方误以为“已支付报酬即可使用”，这是对法定许可制度的典型误解。

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法定许可仅适用于教科书编写、报刊转载等有限场景，且需在使用后两个月内支付报酬。

音乐综艺的商业表演不在此列，必须事前获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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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合规：何去何从

当前音乐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版权挑战，集中表现为三大矛盾：

传统经典的权利厘清难题尤为突出。

像《浏阳河》这样的传世作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权利流转，往往涉及多位继承人与集体创作贡献，确权难度极大。

音著协数据显示，2024年因权利主体不明导致的授权失败案例占比达38%。

商业压力与合规成本的冲突则更为普遍。

头部音综每期需使用7-10首作品，若全部采用热门歌曲，版权费用将占制作成本的40%以上。

2025年《天赐的声音6》因此转向短视频神曲，却引发“审美降级”批评，陷入两难境地。

技术创新与法律滞后的矛盾随着AI技术发展愈发尖锐。

某音乐平台2024年推出的“AI一键改编”功能，因未获得原作者许可，上线三天即遭下架。

这类技术先行的案例，暴露出法律规范对新兴创作模式的适应性不足。

面对这样的三大矛盾，音综难道就没有破局之法了吗？

有的，重点在版权审核这里。

音综可以采用版权审核三审制：

艺人团队初审、法务团队复核、音著协终定，每个环节留存书面确认记录。

这种“责任到人”的机制值得持续推广。

从《浏阳河》的蜿蜒流淌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首歌曲的版权命运，更是中国音乐产业规范化的艰难历程。

当GAI在重录版本中准确标注“徐叔华词/唐璧光曲”时，他和无数个他们都在诉说一个朴素真理：

尊重版权就是尊重创作本身。

来源：猴子音悦版权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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